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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宪法中的政治问题

来源:B--本网首发 |2013-04-24 05:14:00 | [ ]  

               宪法中的政治问题
        ——读《西方现代宪法的危机与中国宪法学的困境》有感
                 周佳 

 

  最近偶读梁成意先生的《西方现代宪法的危机与中国宪法学的困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下文简称《困境》)。在《困境》的宏大叙事中,“宪法中的政治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文件,它所依托的宪法理念以及由此所构建的宪法体制与西方宪法颇为相似。但近一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国宪法与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越来越契合,问题意识也越来越强,可以说“中国特色”愈加鲜明。在这一意义上,近一百年来中国宪法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宪法本土化的历史。与中国宪法发展相反,无论是话语体系,还是思想蕴含,中国宪法学近一百年来的发展始终没有超越西方现代宪法学。这两条完全相反的发展轨迹使得当下宪法学根本无法理解、解释中国宪法,二者之间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与不可调和的矛盾:究竟是宪法正当,还是宪法学合理?我们必须做出抉择。基于“社会存在优越于任何致力于解释社会存在的理论”之信念,作者深信中国宪法学出了问题。据此,本书致力于描述中国宪法学困境的当下表现,分析出现困境的历史原因,探讨走出困境的根本方法。
  开门见山,作者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政治哲学为视角,说明了古典宪法的内涵,即“人与城邦的生活样式”。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古典宪法的四个品格:人的生活目标是灵魂的完善;共同体塑造人的灵魂;共同体优于个人,自然义务先于自然权利;人不仅需要此岸的政治生活,还需要彼岸的哲学或宗教的生活。与古典宪法相反,现代宪法有四大品格:奉行享乐主义,关注物质的满足;坚持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优于国家;沉迷于世俗生活,颠覆了彼岸的哲学或宗教的生活;秉承进步的观念,认为现代人优于古代人。通过古典宪法与现代宪法的对比,描述了宪法的现代转型中的得与失:关注便利生活,放弃善的生活;获得了特定地域的文化价值,失去了最低限度的普适性;调整特定社会生活领域,失去了对共同体的整体关涉性;强化了宪法的法律功能,弱化了其政治功能。
  基于上述论断,作者认为:(1)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偶然,而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为获得“公共物品”而组成共同体。以幸福生活为目标的理性正是促使人们做出该选择的自然推动力。尽管个人自由会因个人权力的让渡而减少,但公权力带来的利益完全可以弥补这种损失。所以,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国家仍是人类的最佳聚集形式。(2)“政治永远追随着哲学的足迹”。哲学的本性具有“癫狂性”,因而会与追求限制和稳定的政治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体现为“步伐”上的不协调,即哲学总是超前于政治。所以,哲学的任务应该是“登高望远”,改良政治。
  基于对政治哲学的认识,《困境》明确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逻辑和学者的使命”,深刻论述了中国宪法学家的学术追求和政治担当。在这一意义上,学者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承担起社会责任。学术需要创造性,但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肆意妄为。任何意图照搬西方理论而脱离中国现实的理论都是不切实际和不负责任的。
  过去讲“中国特色”,但总是含糊其辞,讲不透彻。然而,《困境》对中国特色有了新的理解:(1)中国特色是对当下中国客观现状的概括,既有国家共同特点,又有中国特有国情。如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紧张关系等,都是法律、政策制定所必须考虑的国情。(2)中国特色是国家各项制度建设的现实基础。中国国情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建立其他所有制度的基础。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制度犹如不合身的外套,会在实践中被丢弃。(3)法学的发展应以促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为目标。法学的学术发展应该“登高望远”,但更应该“脚踏实地”。正视、尊重中国国情,改良现有制度,是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总之,中国特色不是政治口号,而是政治家对中国国情进行考量后所作的正确选择。
  《困境》最后以宪法监督为例,说明了宪法中的政治问题。理论应该适应现实,而不应要求现实去契合理论,所以,宪法监督应该以中国宪法体制为依托,不能随意移植西方的理论。我国的宪法监督,既要保障宪法的权威,又要处理好权力机关内部、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这有待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来解决。
  宪法不是纯粹的法律,因此宪法永远不可能挣脱政治的缰绳。关注宪法的政治生态,也许是《困境》一书的意义所在。

 

 

 

 

 

(本网编辑:范玉林  易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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